灰扑扑的天空下，典型古老的四合院静静地伫立着，斑驳的砖墙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朱漆剥落的大门半掩着，仿佛在等待着新主人的到来。
曾志兴和二舅何小龙两人弓着背，抬着由圆铁管、角钢和钢筋焊1976年5月，江南的天气已微微燥热，空气中浮动着湿润的气息。
在黄山石县，一幢简陋的砖结构三层楼房矗立在县委大院一角，墙面斑驳，爬满岁月的痕迹。
大门墙面旁边壁挂着“黄山石县卫生局”的牌子。
这天早上，曾志兴身着没有领章的空军军装，脚步坚定地走上楼梯。
在二楼碰到扫楼的大妈，问，“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在哪楼？”
“在三楼，”大妈向上指了一下，“东面尽头。”
曾志兴上了三楼，看到了走廊尽头的门牌——“血防办副主任办公室”。
曾志兴抬手敲了两下门，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约莫二十平米的办公室。靠窗的地方并排摆放着两张老旧的办公桌，靠墙立着一个木质立柜，门边的报刊夹上，排列着五、六种报纸。
右边办公桌后，坐着一位身形魁梧的五十多岁男人。
男人从报纸上移开眼睛，看了一眼曾志兴，低声地问道：“你有什么事？”
“这里是血吸虫病主任办公室吗？”曾志兴微微挺直脊背，语气恭敬地问。
“是。”男人简短地回答道。
曾志兴赶忙从口袋里掏出介绍信，双手递上前，说道：“我是来报到的。”
男人放下报纸，伸手接过介绍信，目光在信纸上快速扫过。
一叠红头文件放在男人前面，旁边放着笔桶、还在冒着热气的茶杯，一个可翻的日历牌，醒目的数字显示着“1976年5月19日”。
“哦，是你啊！”男人脸上露出笑容，连忙站起身，热情地伸出手，“欢迎！欢迎！我姓韩，是副主任……对面是王副主任，今天没来。你坐。你坐。”
曾志兴握过韩副主任的手，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开门见山地问道：“分配我做什么工作呢？”
韩副主任转身拿起桌上的暖水瓶，给曾志兴倒了一杯开水，热气腾腾的水雾在两人之间升腾。
“是这样的，我们是卫生局具体的工作。办公室就我、王副主任和一个办事员。以前血吸虫病普查都是从各医院抽人下乡，查到病人就送到人民医院治疗。现在准备筹备自己的血吸虫病防治站，你的工作，就是站长。”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明天就过来上班。”
“工作不急。家里都安排好了吗？”韩副主任关切地问道。
“暂时住在招待所……组织上能不能给解决一下住房问题。我有四个孩子……”曾志兴面露难色，如实说道。
“房子，没问题，站里有很多房子……不过在永安，明天我带你过去看看。”韩副主任拍了拍曾志兴的肩膀，语气中带着安抚。
第二天早上，一辆略显破旧的救护车驶出县委大院。从县前街向东拐到劳动北路，在劳动北路的T字路口向右驶向青年西路。
街道两旁，临街的都是店铺。
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担着货郎担的小贩大声叫卖，挑着毛柴和菜篮子的农民脚步匆匆，还有骑自行车的人在人群中穿梭。
救护车驶出城区，通往永安水库的永安路两旁，近处是低矮的老房子、一片片绿油油的水稻田和橘子树。永安江水慢悠悠向下游流去。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笼罩在薄雾之中，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车上坐着韩副主任、曾志兴，还有副主任办公室四十多岁的女办事员王丹梅。
曾志兴望着车窗外熟悉的景色，说道，“这不是去永安水库吗？”
“是啊。”韩副主任回道，“血防站就在水库旁边。”
“我老家在水库里面。我在四五年就出来参军了。那时候只有十八岁。”曾志兴感慨道，“一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
“哟！老革命了！”王丹梅惊讶地看了一眼曾志兴，“在部队是什么职务？怎么也该团长了吧？”
“我是军医，级别十六级，和团级差不多。”曾志兴谦逊地回答。
“那到地方上不是应该相当于副处长、副县长级别了？”王丹梅诧异地看向韩副主任，“站长是什么级别？”
韩副主任笑着摇摇头：“我也搞不清楚。”
“站长应该相当于人民医院院长级别吧？”驾驶员头也没回地插嘴说，“不过，在部队当团长，回地方怎么也应该是县委班子成员，当站长是有点屈才了。”
救护车在乡间土质公路上颠簸前行，偶尔有公交车驶过，扬起一阵尘土。
行驶了一个小时，一座高高耸立的像金字塔一样的永安水库大坝出现在眼前。
“水库建设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工地条件非常艰苦，仅有铁锤、钢钎、锄头、扁担、手拉车等简单工具。”韩副主任望着大坝感慨地说道，“当时我在水库管理局干过一阵质检员呢！”
“五八年我回来一次，”曾志兴回忆道，“见过水库建设的场面。我老家里的人都有参与。我小舅子还压坏了身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