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到死也没有想明白，正是“练饷”这个事情的提出，使得大明处于一个必亡的局面当中，而练饷的增收再也没有取得征收剿饷那个时候的效果。
上面都是事后诸葛亮一般的总结，但是在当时的崇祯皇帝来看，杨嗣昌简直就是天才，当时提议增收剿饷的时候，就几乎把国内的流寇给消灭干净，如今提出了练饷，可以很好地解决眼前面临的难题。
粮饷的问题既然已经解决，缓过气来的崇祯皇帝就开始研究起整人方面上来，因为这次清军入侵，给北直和山东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定要有人出来担责任的。
有错，错的都是你们那帮尸位素餐的各级官僚。
这是崇祯皇帝的心里话，于是在他的授意之下，各种的处理意见很快就被汇总，首先第一个要处理的人物就是内阁首辅刘宇亮，罪名是恇怯不知兵，前后不一致，有欺君之嫌，主张严惩。只是崇祯皇帝心里清楚，刘宇亮所有的行为都是受到自己的指示去做的，而刘宇亮有个非常好的态度，没有做过多的辩解，这让崇祯的内心感到满意，或许是自尊心作怪，否决了臣僚将刘宇亮下狱杀头的建议，而是只是罢免了刘宇亮的职务，转而任命另一位大臣薛国观继任为内阁首辅；
其次第二批要处理的“罪臣文官”就是山东巡抚颜继祖、保定巡抚张其平和监军使郑希诏，其中颜继祖的罪名是“失陷封藩”，颜继祖觉得自己非常冤枉，毕竟自己所有的行为都是按照兵部的指示来办的，但是崇祯皇帝支持杨嗣昌，杨嗣昌又不愿意来保他，最后颜继祖被判决弃市；张其平的罪名是“履职不勤，纵敌肆虐”，判决结果是弃市；郑希诏可能是因为太嚣张了，被都察院至少一半以上的御史弹劾，他的罪名是“里通外国，失陷大臣”，被判处斩首示众！
只是有关系的高起潜，明明犯了“失陷大臣”“葬送六万大军”“掣肘同僚”、“恇怯惧战”等多项罪名，可是人家打通了各级关系，照样好好地回到了紫禁城，耐心地等待下一次的重用和任命。
第三批要处理的“玩忽职守的武将”，首当其冲的就是关宁军大将祖宽，他的罪名是“失陷封藩”，造成德王被俘，将他从东昌府拉到北京天牢，被判处西直门外斩首示众。说实话，祖宽真的还是有点冤的；
其次是山东总兵官倪宠，罪名是“迁延不进，空饷盈营、逗留扰民”，被判处斩首示众。活该，实至名归，确实该杀；
然后就是宣府中军李重镇，李重镇在战斗关键时刻率先奔逃，导致巨鹿明军士气不再，被判处斩首示众。这一点持保留意见；
另外还有两人王朴和刘光祚，两人的罪过也是非常大，但是因为先后有斩级之功，而且两人都是非常会来事，很多御史收了人家的钱财，自然不好蹬鼻子上脸，所以他们两人没有被具体惩处，只是受到了兵部申斥；
杨国柱、虎大威和贺人龙虽然都有一定的过错，但是拼命解救了大明被俘百姓，没有被追究既往。
以上的判决已定，但是按照大明的刑法规定，具体执行一般都是要等到秋后的，正所谓“秋后问斩”和秋后算账。
张鹿安通过研究朝廷的决策后就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特征，无论是祖宽，还是倪宠和李重镇，他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实力很弱，部属几乎损伤殆尽，几乎都是光杆司令（倪宠虽然未曾参加对清作战，但是部下很多被颜继祖调往德州、临清州，此后再未归建，导致倪宠实际可以掌控的人马非常少），所以他们要死；
而杨国柱、虎大威、贺人龙、王朴和刘光祚，他们的共同点都是，部下均有数千人，尤其都有至少上千名亲兵部属，亲兵队的战斗力很不错，所以他们能活。
朝廷这种两面性的做法，只要是稍微聪明一点的将领，尤其是此时正在勤王军中的左良玉更是看的清清楚楚，这就变相促进了大明境内各个军阀的产生。
以上的惩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崇祯皇帝实际一次性下令处死上百名大小官员，那么多官员的性命，其实就是为济南府的陷落而买单。
有惩处，自然就有表彰，斩杀敌人比较多的曹变蛟、击毙马瞻的贾得武、击毙张绍祯的金狗子，都受到了一定的表彰和奖励：其中曹变蛟是加了勋爵、贾得武和金狗子则是各升一级。
至于勤王有功、率领部下斩杀敌国大将、收复济南、解救百姓的张鹿安，则因为擅自同敌国接触，没有任何表扬，反而被勒令将军权交给副手令狐云湘，自己返乡自省。
在崇祯皇帝眼中，忠诚远比能力更重要。
这个还不算最离谱的，更离谱的是在巨鹿殉国的上至卢象升、下到张可道、张岩、杨陆凯、楚继雄等将，都没有受到明确的官方抚恤（注：其中卢象升是在杨嗣昌死后，才获得了朝廷的追封。）；
反而济南府城守护过程中殉国的巡按宋学朱、左布政使张秉文等文官，得到了朝廷的公开表扬和抚恤。
两相比较之下，朝廷的抚恤章程和原则压根就没有统一标准，自然人心不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