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海瑞的奏疏，朱载坖深以为然，这些所谓的家人、佃仆、奴婢，本来都是普通百姓，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地主豪强的奴仆，官府眼中贱民，而人口就此被隐匿了。
朱载坖对于所谓的贱民政策是有些反感的，但是朱载坖也很清楚，要想彻底废除，肯定是很难的，但是加以改变却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海瑞的上疏正好使得朱载坖可以开始此事，朱载坖随即召集随驾的臣子们，将海瑞的奏疏给他们商议，同时命令陆绎和冯保调查东南的贱民情况。
厂卫调查的结果令朱载坖吃惊，东南存在着庞大贱民团体，不仅有大明律中规定的贱民，还有很多已经被默认为是贱民的群体，他们都被视为贱民，受人歧视，被人奴役。
最普遍的当然是奴婢，他们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成为了奴婢，一日为奴，不仅是终生为奴，更是世代为奴，而据厂卫的调查，开海之后，由于市场上对于各种产品的需求激增，主人役使奴婢参与农业、手工业当中，通过生产活动为主人创造财富，已经成为现在的一种流行趋势，大量的奴婢成为为他们所谓的主人赚钱的工具和牛马，生存条件极为恶劣，996、007都是正常。
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贱民就是丐户，不是乞丐，也不是丐帮洪七公那票人，是一种世袭的贱民群体。当然，他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堕民，丐户多从事现在被认为低贱的各种工作，但是丐户并非是朝廷法律意义上的贱民，只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一种习俗，堕民一说，在大明也是不被认可的，甚至是决不能说的。
太祖皇帝曾经专门下旨称：“朕登基以来，只知一体良民，唯有江南宋室忠臣子孙，昔被元主贬为堕民，辱贱无地，今朕派他军民灶匠四籍当差，一体良民。传旨士庶人知悉，如若再呼‘堕民’两字，豁肠碎剐，即命地方官吏竖铜碑，上镌圣谕，千古特恩。”
太祖皇帝认为这些丐户都是宋室遗民，因为不屈从于元的统治才被蒙古看做贱民，因先祖不屈而被贬，其节操可嘉，其遭遇可悯，不能够将其称呼为堕民。
但是由于他们长期从事的都是最低贱的行业，虽然有太祖的诏书，但是现在仍然把丐户看成贱民，而且对他们肆意凌辱，丐户虽不隶属于某个具体个人，但有长期为之服务并向其索取钱财、粮食的对象，这些服务对象被称为“主顾”或“脚埭”，丐户和主顾之间的服务、被服务关系是比较固定的。这些所谓的主顾，甚至可以将丐户加以转卖，事实上就是奴仆一般。
而根据厂卫的调查，这些贱民饱受欺凌，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朱载坖于是召集随行的重臣，讨论放良之事，现在朝廷上对于将太祖、成祖朝因为政治原因贬为贱民的后裔放良是普遍赞同的，但是对于其他贱民的问题，他们并不关心。
因为在现在的大明，蓄奴的风气已经开始盛行了，而其中最流行的就是东南，各地的豪强地主，乃至富户良民，蓄奴成风，热衷于以各种方式获取奴婢。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或者钱财，购买卖身的贫民为奴，或者直接压迫租种自家土地的佃农为奴。
他们获取奴婢之后，不仅继续将奴婢用作服侍自己的生活，还役使奴婢为他们生产各种物品用于贸易，通过压榨奴婢的劳动力来换取财富，人家欧洲老爷好歹是弄点布莱克曼农用机械，大明这帮地主，只会窝里横，朱载坖认为应当削除大部分的贱籍。
在臣子们奏请将太祖、成祖朝贱民放良的奏疏中，朱载坖当即御批道：“东南蓄奴之风，断不可长，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待革除，使数百年相沿之陋习一旦廓清。”
朱载坖的御批使得很多官员们都感到诧异，士大夫们豢养几个奴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现在大明，哪个士大夫家中没有几个奴婢呢？侍奉主人左右的伴读奴婢，还有从事裁缝、做饭、洗衣、清扫、轿夫、守墓的杂务奴婢，有些巨室豪门，豢养奴婢数以百千计。
现在现在的大明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了，甚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而且他们也能狡辩，这些奴婢并非奴仆，而是自己的家人或者义子义女，这些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手段罢了，在朱载坖看来，就是一个问题，他们将朝廷的百姓变成了自己的奴仆，这些人本该向朝廷缴纳赋税，为朝廷创造财富的，结果沦为了他们的牛马。
朱载坖随即详细查阅了大明律和历代先帝的诏书，发现大明对于蓄奴其实一向是严厉禁止的，按照大明的法令规定，只有品官和勋臣贵戚家中可以豢养奴仆，而且是有严格的人数限制的，四品以上十六人，五六品十二人，七品以下递减二人，庶民之家当自服勤劳力作，故不准存养奴婢，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
历代朝廷对于蓄奴也一直是严厉打击的，朝廷是不承认义男义女的奴婢身份，在法律上将义男义女看作是主人家的子孙卑幼。朝廷利用了纲常伦理关系，以义男女比于主人亲生子孙，力求把义男义女与奴婢划开界限。但是从弘治、正德以来，朝廷在控制蓄奴这方面逐渐乏力，蓄奴之风盛行。
朱载坖断然不能再放任这种情况发生了，当即下达上谕：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父母之所生，自天子至于庶人同类也，何忍相为凌侮如禽兽哉？彼辈以人主自视，视朕于何物？圣人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部院即拟章程，豁贱为良，以副朕一视同仁之意。
朱载坖要求豁贱为良的上谕下达之后，就官员们中引起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