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允之所以选择讲四书章句集注，是因为他所写的《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将四书正本归原，还将后世的先进的哲学思想，包括阳明心学、毛列主义等都给糅合了进去！
可以说，这四书章句集注四册书里面的理论，甚至拿到后世都不会过时，更别说在这千年之前的大宋朝。
苏允已经将目光盯向宋明理学了。来来，你们将屁股挪一挪，以后这位置我苏学要了！
有人说功业会消亡，但思想不会。
但苏允却是觉得，有了思想，功业才会因此成就。
后世教员的经历告诉我们，打造一个拥有先进思想的团队，才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于是苏允开始在太学讲《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之前在太学流传已经有两年时间，早已经被列入选读读本之一，有不少太学生是看过的，但看过跟著作者亲自来讲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涉及到哲学理论上的东西，若是没有人领进门，就算是看了，可能也是懵懵懂懂的。
而有苏允的讲解之下，太学师生这才知道苏允所写的四书章句集注里面内涵是何等博大精深，这已经是一门已经极为成熟且系统的学说了！
关键是什么，这门学说不仅在理论上极为成熟，而且有与其配套的方法论、研究方法以及实践方法，这在儒家发展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通常大家都说四书五经如何博大精深，读懂四书五经便懂得了做事做人的方法，可怎么做呢，四书五经里面所说的并不具体，非得悟性极高之人，才能够依照里面大而论之的说法摸索出来一条道路来。
但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而已，通常只能引经据典，似是而非的过一生，以至于世人对儒生有一种误解，叫‘百无一用是书生’。
然而若是按照苏允所写的四书五经以及配套的方法来做事，却是能够真正做出实事来的。
这可是真了不得。
众多太学生似乎找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来，学习的热情顿时更加暴涨起来。
而汴京里的其他读书人也是闻名而来，在苏允的公开课中听讲，一时竟是成了一种风尚。
苏学之名一时间也竟是风靡了起来，众多读书人宴饮来往之时，无不以讨论苏学为荣。
而这种风尚，也在京朝官之中蔓延。
近来司马光的身体不是很好，从他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后，身体便渐渐不好起来。
司马光自觉身体已经扛不住，于是上表请求辞位，但高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并允许他免去朝觐，乘坐肩舆，每隔“三日一入省”。
而他最近的精力主要放在废除免役法以及青苗法上，他得知苏允在太学讲学的事情，自然是有心人告知他的。
哦，这个有心人叫程颐。
程颐告诉司马光，说苏允在太学散播一些反对废除新法的言论，为新党做伥。
司马光听说了这个说法之后很是关切，不过却没有听从程颐所建议的直接禁了苏允的讲学，倒不是看在苏轼的面子上，而是他对苏允在学术上的成就还是存有敬意的。
而且，司马光知道程颐与苏允之间乃是存在着龃龉的，毕竟一个理学，一个苏学，可是存在着道统之争的，因此司马光还是存着谨慎的态度。
司马光使人去太学取了苏允的讲学笔记，司马光看了之后，虽然心中有些不喜苏允在军事上的态度，但在其他方面却是感觉没有倾向上的问题，甚至觉得苏允在经义上的造诣已经是当世第一人。
司马光最为人称道的是《资治通鉴》，但他在经学上的研究亦是颇为精深，尤其是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尤为精深。
司马光素来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同二程的观点相比，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
司马光从苏允的经义研究之中看到苏允的研究方法与自己颇为相似，都是史经并重，因此颇有好感。
于是，在看到苏允近来不讲三国只讲经义后，对于军事上不再多讲，便不想多生枝节。
毕竟当下要废除青苗法、免役法已经引起范纯仁、苏轼等人的不满，若是再禁苏允的学说，那可能会影响到对新法的废除，反而是得不偿失了。
所以司马光将此事搁置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