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618年四月中旬，隋炀帝杨广被宇文化及等逆臣缢死的消息传到了长安，唐王李渊听闻后，其表现可谓是“演技炸裂”。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渊为了杨广的死而“恸哭”。
李渊整个人仿佛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情绪瞬间崩溃。他先是怔怔地僵在原地，片刻之后，泪水便如决堤的江水般从眼眶涌出，继而放声“恸哭”。继而哭着说道：“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李渊的这番话语，初听之下，仿若一位忠诚不二的臣子，在为自己曾经尊奉的君主之死而悲痛欲绝。在古代，“北面事人”乃是一种臣子的姿态，象征着尊崇与服从，李渊以此表明自己对杨广的臣属身份和敬重之心。而“失道不能救”则透露出一种无奈与自责，似乎在暗示杨广在位期间偏离正道，致使国家陷入如此境地，而自己有心挽救，却力不从心。“敢忘哀乎”更是将自己对杨广之死的哀伤推向了高潮，仿佛杨广之死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
在笔者看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李渊如此悲痛的表现背后，或许又隐藏着李渊更为复杂的心思。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下，杨广的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李渊表面上的悲痛，或许不仅是为了迎合臣子和百姓对旧主的怀念之情，更是为了在政治上占据舆论的制高点，向天下人展示自己心怀苍生、不忘旧主的仁德形象，从而为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未来的大业做铺垫。毕竟，在这场权利与命运的博弈中，每一个细微的表现都可能影响到最终的结局。
另外，笔者更相信，李渊虽然在“恸哭”，但内心深处却在暗暗窃喜。毕竟，杨广生前的压制犹如一座沉重的大山，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多少年来积压的愤恨，在此刻才得以释怀。
这种如释重负之感，同时也让李渊暗自庆幸命运的眷顾，他的心中或许还怀揣着一种更为隐秘的情绪——庆幸，庆幸杨广不是死在他的手里。
从政治谋略和舆论风向来分析，李渊深知在这个动荡的时期，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谨慎权衡。如果杨广是死在自己的手中，那么他很容易被天下人扣上“弑君”这样沉重的罪名，这对于他未来的大业无疑是巨大的阻碍。在古代，君权神授的观念深入人心，弑君者往往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遭到唾弃和讨伐。
而杨广被宇文化及等人所杀，李渊便可以巧妙地规避这一舆论风险，在道德和政治层面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
因此，尽管表面上李渊表现得悲痛欲绝，为杨广之死而“恸哭”，并言之凿凿地说出“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这样的悲戚之言，但实际上，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或许与表面所展现的大相径庭。这种表里不一的情况，在历史的权力更迭中并不罕见，也值得我们后人深入探究和思考。
不管怎么说，杨广的死，让李渊终于放开了手脚。
公元618年五月十四日，当了半年傀儡皇帝的隋恭帝杨侑突然向全国颁布禅位诏书，曰：“天降灾难于隋朝，伟大的太上皇在江都惨遭奸贼杀害，其悲惨程度超过望夷宫之变，祸患之深重甚于骊山以北。我作为年幼的继承人，突遭此变，哀号不止，心情崩溃。我仰望苍穹，悲痛至极，仇恨难以得报，孤独徘徊，不知归宿何在。相国唐王，顺应天命而崛起，拯救危难，自北向南，东征西讨，使诸侯归附，千里之内定胜负。他统领义师，庇佑百姓，保我皇位，全赖其力。他的德行如同天地造化，功绩高远无比，万民归心，天命所归。我不能让唐公屈居臣下，违背天命。自古以来，虞舜夏禹之间，相互推让，若非重华（即虞舜），谁能担当命禹重任？如今天下分崩离析，天地改易，大运已去，我恳请大家允许我让位于贤者。我本为代王，如今轮到我被替代，天意如此，岂能抗拒？我渴望借助古代圣人的智慧，以诛灭四凶（指的是被舜帝流放的四个凶神，此时意指宇文化及等叛乱者）。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变革和新政的恩惠，得以提前担起三恪的重任。我立志要为皇祖洗清冤屈和耻辱，身为孝孙，坚守祭祀之责。早晨得知了学识和真理，就算到了九泉之下也毫无遗憾。如今，我依照往昔的惯例，退居到旧时的府邸，诸位官员也要各自继续履职。改换门庭，侍奉唐朝，应当依照以前的典章制度，尽快为我上尊号。这就好比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内心既感慨万千又深感欣慰。我将此事交付给真正的英雄，让他铲除那些奸恶逆贼。众多的士人，定能明晰我的心志！”
据历史学家深入剖析，杨侑那份禅位诏书，极有可能是出自李渊的秘书温大雅等人之手。当时的杨侑年仅十四岁，从史实角度及文笔风格来审视，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他之手。诏书里提及杨广遭奸臣宇文化及毒手，杨侑继位后心怀复仇之志，奈何力量匮乏。诏书对李渊的英明神武大加赞赏，期望他能替杨侑完成复仇大业，并引领国家迈向复兴之路。
杨侑在诏书中坦言自己无力继续担此重任，诚邀李渊接掌江山，为隋炀帝雪恨。整个诏书逻辑严谨，条理分明，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诏书明确表明杨侑难以掌控全局，自愿禅让，并敦促诸位大臣不得有异议，务必恪尽职守，积极配合新政权和新君主的工作。尤其是诏书末尾强调的禅让初衷——为隋炀帝报仇，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此一来，谁还敢阻挠唐王李渊登上皇位？任何敢于阻挡或提出异议之人，都将被视为大逆不道。